[14]受到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并不须以其可被接受、合逻辑、一致，或可理解为前提。
现实中容易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一些官员对民众权利诉求的迫切性意识不足、重视不够，从而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包括群体事件。（四）信访维权的法治化 上述对维权变化的考察，主要限于司法体制内的维权案件。
传统上，中国文化只强调人们对于权力的服从，政府权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们并不追问政府行为本身的合法性，最多也就是要求官员爱民，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持久统治，希望水载舟而不是水覆舟。目前，数量庞大的维权行动主要是依据法律规定提出权利诉求。但是，他们往往也打着维权的幌子，有时候其权利也能得到实现，因此，应当被纳入分析视野。而规范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是劳动监察部门的基本任务。《全国首例消协作原告提起公益诉讼 打赢3元钱官司》，http: //news. xinhuanet. com/legal/2012-03/16c-122843657. him， 2013年5月20日。
韦志明、张毅龙：《论习惯权利与人权推定》，《昆明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8期。这也是司法通过精细化、具体化的方式，积极回应社会需求、推进法治进步，增进法律规则的社会适应性的独特优势。沃伊切赫教授指出，诚挚的要求，在本质上与对个人心智状态的司法审查并无区别。
[11]United States v. Macintosh， 283 U. S. 605 （1931）。以待判断之信仰内容在信仰者生命中的地位，是否已与传统宗教在一般人生命中占有之地位相同，来认定是否为宪法所保障之宗教。它没有为立法机关的其他有关法律的制定、行政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司法部门的判决提供什么是宗教的确切定义。第二，区隔世界观与宗教，将不具有宗教性的信仰纳入宪法保护的世界观范围。
本案当事人为一天主教徒，他的人文主义宗教信仰使他拒绝参战，不过他表示仅仅是拒绝参加越战。这在体系信赖感健全的情况下，自会发挥作用，但一旦信任感被破坏，便会出现上下级、平级规范间的冲突。
而符合这一条件的，在我国，即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芦部信喜乃是将宗教定义做广狭义的区分，狭义的宗教仅指教会（拥有具备了固有教义体系组织背景的宗教），广义的宗教，其概念正如文中所示，乃出自津市奠基仪式案件，即名古屋高等法院对该案所做出的二审违宪判决，该案判词主张，所谓宗教系指对于超自然、超人类之本质（绝对者、造物者、至高之存在等，尤其是神、佛、灵）之存在的确信或对之敬畏崇拜之心情与行为。[50]洪圣铭：《日本政教分离原则之研究》，淡江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42页。不管是美国修正的主观功能论（甚至包括实质内容论），还是德国的宗教功能+超验性判断和日本的对超自然存在的敬畏崇拜之心情与行为，抑或我国之有可考证的、符合我国现存宗教历史沿革的、不违背本团体章程的经典、教义、教规，都难以视为在宪法层次上最终确定性地阐述宗教的定义。
这种违反乃是建立在宗教是特殊的、它应当与世俗哲学区别对待的基础之上，的确，宗教在美国宪法之中被视为第一自由，但在其他国家并不如此。那么德国，则通过高超的立法技术，将世界观与宗教相区别，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则采取严格审查保持宗教定义的稳定性。该款包括两个分句：确立国教分句和信教自由分句，它们统称为宗教条款。而世界观的保护同样纳入基本法第四条中，享有与宗教同等的宪法保护。
[17]United States v. Seeger， 380 U. S. 163（1965）。对超验的严格审查使得法院排除了宗教性淡漠的信仰派别，而世界观与宗教的同等保护，又使得这些信仰派别也能获得对等的保障，这样实施的结果，当然是符合德国一般民众对宗教的期待的。
宗教团体，是由信教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55]。[1]换句话说，在宪法、法律实施过程中，法治机关仍需就具体个案认定事实涉及之信仰团体、实践行为是否为宗教团体、宗教行为。
[64]卜卦、算命、看相、求签、测字等活动在部分地方宗教事务条例中被明确禁止，并冠以封建迷信之名，如上海、黑龙江、海南、广州、江苏、贵州、广东、济南。其次，会出现过分包容的危险。第一修正案第一款直译为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在威尔逊案之前，国会因不满最高法院在西格案中的宽松解释，修正了《服役法》，将宗教教育与信仰重新定义为不涵盖基本上是属于政治、社会、或哲学的观点，或是个人的一个道德清规。[64]是以，我国这种下位法形成的方式是否妥当，是否有必要重新检讨宗教定义形成的方式，值得仔细斟酌。他们都强烈相信在战争中杀人是错误、违反伦理和道德的，进而他们的良心禁止他们参与此类邪恶的行径。
[60]赵莹莹、罗国辉、程真：《论会道门文化及其特征》，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2）宪法的功能更多地在于为国家和人民划定行为的边界，形成彼此的默契，当宪法为宗教划定出保护和限制的原则范围后，其具体的内容则交付国家和人民来共同形成，这有利于避免制宪者在宗教问题上的独断，从而为宪法容纳更丰富的民主价值。
宪法解释 一、引言 现如今，宗教自由已为国际人权文书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宪法所确认和保障。日本主流学者多主张对法院所提出的宗教概念，一般应将其作广义的解释为妥。
[14]受到宪法保护的宗教信仰，并不须以其可被接受、合逻辑、一致，或可理解为前提。从规定来看，宗教团体的登记与其他社会团体并无差异。
[16]这在对宗教的理解上堪称一个转向。（1）同样是类似美国作法，形成宽泛的宗教概念，但在德国基本法第四条下施加了潜在的限制。[36]Africa v.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662 F. 2d 1035 （1981）。在政治地位上，五大宗教的部分宗教领袖也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担任副主任或副主席的职务，如丁光训、赵朴初、班禅大师等都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
其具体操作内容，可简述为：[24] 第一，个人主观上相信的事物是否处于个人信仰的中坚位置。[47] 日本宪法与宗教有关的条款为第14条（平等权）与第20条（信教自由），按照权威学者芦部信喜的观点，日本宪法中宗教的含义，应当这样去理解：[48] 《宪法》第20条第1款前段以及第2款宗教信仰自由条文中所称的宗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47]尤伯祥：《宗教自由之权利内涵研究》，政治大学1999年硕士论文，第146页。联邦最高法院否认了他的良心反战者的身份，认为他不是反对所有的战争，而只是越战而已。
该判准包含四个要点，即某一信仰或信条若被视为宗教，必须满足下列要点：[32] 第一，必须存在对上帝（天父、造物主）的信仰或者个人拥有在其生命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对等信仰。[34]该指标类似于蒂利希的终极关怀。
[16]参见郑文龙：《宗教的法律定义》，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春夏号。[8]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持续旺盛的多元主义和价值变迁使得制宪者的宗教观念受到质疑。[35]Africa v.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662 F. 2d 1033 （1981）。除非宗教的特殊地位被普遍接受，否则这种划分宗教/非宗教的方式显得有失武断。
正如一位宪法法官所言：宗教自由乃思想自由的范例，是自由社会的精髓。他说他愿意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或在联合国号召下为和平而战，或为正义而战，于是发生了拒绝参战能否选择的问题。
在这样的定义下，诚挚的道德信念（非神学）也可能成为可豁免于兵役义务的宗教信仰。但今天，美国社会已非常不同了，传统宗教观念受到挑战，最高法院也顺势开始了它的调整。
实际上，在中国宪法背景下，中国宗教的概念可能远比学者们描述的更加复杂。在法律上定义宗教的主要功能在于划定出一块领域，在其中个人根据其信仰可以自由的崇信和实践而不受法律的拘束。
发布评论